長久以來，手表一直是紀念重要場合的最佳禮物。從父母到孩子，從妻子到丈夫，手表都是非常有意義的禮物，因為它們既是私人的，也是必備的。在過去，于表背處銘刻一個名字或一句話是一種慣常的做法。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塊手表來記錄流逝的光陰，它是一件工具，但同時也是一個難忘場合的最佳記憶載體。而在二戰早期，一批美國手表被贈予給了蘇聯士兵，用于一個不同的場合，肩負一項重要的責任：幫助贏得戰爭。

1941年12月14日，美國前駐蘇大使約瑟夫?E?戴維斯在擁擠的波士頓場館中宣告，“我們絕不能忘記，我們是他們所承受痛苦的受益者。當他們為自己的家園而戰時，亦是在為我們的家園而戰！”戴維斯所說的話語，指的是蘇聯軍隊在抗爭入侵的納粹時所面臨的巨大痛苦。此時，是日本偷襲珍珠港致使美國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后的第6天。

大約6個月前，300萬德國士兵在3000輛坦克和納粹空軍的支持下開赴蘇聯。前線從北角一直拉到黑海，綿延近2000英里。對蘇聯的入侵被普遍認為是希特勒犯下的最大錯誤，因為這個決策的失敗導致德國不得不面對雙線作戰的局面。盡管德國人嚴重低估了蘇聯軍隊，但‘巴巴羅薩行動’還是給蘇聯造成了難以想象的破壞。也許，蘇聯最偉大的盟友便是嚴酷的俄羅斯寒冬了。

一封寫給紐約州長赫伯特·H·雷曼的信，來自俄羅斯戰爭救援組織的艾倫·沃威爾

但并非只有寒冷來幫助了蘇聯。在美國，一個總部設在紐約的基金會也在支持著不屈不撓的蘇聯人的抗爭。它被稱為俄羅斯戰爭救援組織（Russian War Relief），組建于1941年7月（美國加入二戰之前），并于9月正式成立。該組織的使命是為蘇聯軍隊提供一切可能的裝備，用以幫助他們對抗納粹。他們從紐約的商業精英那里籌集資金，從常青藤盟校招募成員，并開展大規模的公關活動來爭取群眾的支持。

這個組織甚至還從當時美國的一些著名手表制造商（Waltham，Elgin和Hamilton等）手中定制了一批手表，以保證蘇聯軍隊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免受時間延誤的困擾。這些用途特殊的時計是按照美國陸軍軍械部的通用規格來打造的，意即它們被認定為可在軍事職能當中扮演基礎計時工具的角色，但不一定是用于戰斗。帶有A-11規格的手表要比該組織所訂購的手表更具優勢。

這些手表身上鐫刻有鼓勵蘇聯士兵的話語：“致英勇的蘇聯人民 — 俄羅斯戰爭救援組織”，銘文的后半部分是從英文音譯而來的西里爾字母。

當時，西方同盟國普遍對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持懷疑態度，但隨著希特勒所帶領的德國變得越來越強大，合作的必要性就變得顯而易見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在處理與蘇聯的合作時，采取的是一種“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態度。它不一定是由共同的價值觀、兄弟情或血緣關系組成的堅固聯盟，而是完全出于必要性而誕生的聯盟。因為阻止德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團結起來。溫斯頓?丘吉爾以典型的英式幽默表達了同樣的感想：“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的話，那魔鬼就是我們的朋友”。

1941年3月通過的租借法案，成為了俄羅斯戰爭救援組織向蘇聯軍隊輸送這些手表的合法依據。這是一項法律文書，讓美國能夠遠離正面戰場，同時仍然通過向盟國作戰部隊提供軍用物資來表明自己的立場。當然，也有相當多的人反對這項法案，一些參議員指出，該法案將表明并允許總統在全球范圍內發動代理人戰爭，“這將是這個國家參與對外戰爭所邁出的最大一步”。

然而，俄羅斯戰爭救援組織有可能是在租借法案范圍之外組織了將手表交付給蘇聯軍隊的行動。因為雖然手表的生產訂單確實存在，但卻并沒有提到租借法案這個字眼。戰爭結束后，俄羅斯強烈反對討論美國向蘇聯軍隊提供援助的事實，所以這方面沒有相關文檔可以拿來借鑒。

而這便牽扯出了一個問題：蘇聯軍隊是否被允許保留這些手表，或者說擁有這樣一塊代表著一段被禁止討論的合作關系的手表是否被視為禁忌。圖中所示的時計已嚴重風化，且表背處的銘文也已經嚴重磨損，這從側方面暗示了它的使用壽命。畢竟，它可能被綁在某位士兵的手腕上出現在了東部前線，見證了那場殘酷而慘烈的戰爭。

戰爭隨著納粹的戰敗而結束，隨著美國進入和平時期，俄羅斯戰爭救援組織也隨之瓦解。紐約公共圖書館中的海報、招貼畫以及一些相關記錄是這個組織僅存的東西，但時不時的人們仍會見到由美國制表商生產出來的一些表背處鐫刻有西里爾字母、會讓人感到有些困惑的手表。戰后的俄羅斯與美國之間所發展起來的關系又是歷史上的另一個篇章了，但這只手表卻讓我們時刻銘記著那場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推動世界進入全新歷史時期的偉大斗爭。